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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国王纳比德[1],抵御了全希腊人和一支罗马常胜军的围攻,保卫了他的国家和自己的地位不受他们侵害;当危难降临他头上的时候,他需要做的不过是使少数人无能为害;但是假使人民已经同他敌对的话,这就不够了。对于我的这条见解,谁都不要拿一句陈腐的谚语:“以人民为基础,譬如筑室于泥沙”来进行反驳。因为如果一位平民把他的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并且深信当自己受敌人或者官吏压迫的时候人民将会解救自己,那末这句谚语是中肯的。在这种情况下,如同罗马的格拉奇[2]和佛罗伦萨的乔治·斯卡利[3]的遭遇一样,他往往发现自己上当了。但是,如果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人是一位君主,而且他能够指挥,是一个勇敢的人,处逆境而不沮丧,不忽视其他的准备,并且以其精神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而且事实将会表明他已经把基础打好了。在研究这些君主国性质的时候,必须考虑另一点,也就是说,一个君主在困难的时候是否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屹立不移,抑或是常常需要他人的援助。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要说:我认为如果由于人口众多或者财力充裕能够募集足够的军队,同任何入寇者决战于疆场,他们就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屿立不移的人。另一方面,我认为,如果不能够同敌人决战于疆场,而只是被迫躲在城墙后面进行防御,他们就是常常需要他人援助的人。关于第一种情况,已经讨论过了,但是以后遇有机会,我们还需要再谈一谈。关于第二种情况,我只有鼓励这种君主为自己的城市森严壁垒、备足粮草,对于乡村则不要有任何顾虑,除此以外,我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任何人如果给他的城市作好了城防工事,至于同臣民的关系则依照上面指出的、以后还要谈到的方法进行处理,那么人们向他进攻总得慎重考虑一番,因为人们对于一项计划如果预见其中有困难总是不喜欢的,而且君主已经给他的城市作好了城防工事,同时他的人民又不仇恨他,如要对这样一位君主进攻,可以预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统治者都是单纯依靠别人承认自己掌权的好意和幸运。而这两者都是变化无常、毫不稳定的。这类人既不懂得怎样去保持而且也不可能保持他们的地位。他们之所以不懂得,因为除非他们是具有卓越才智和能力的人,我们没有理由期望那些先前常常过着平民生活的人们懂得怎样发号施令;他们之所以不能够保有国家,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对自己友好的和忠诚的武力。再说,遽然勃兴的国家,如同自然界迅速滋生长大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不能够根深蒂固、枝桠交错,一旦遇到一场狂风暴雨就把它摧毁了。除非象刚才说过的,那些突然之间一跃而为君主的人们是很有能力的人,他们知道必须立即作好准备保持由幸运投到他们怀中之物,并且在当上国王以后奠定基础——这些基础在他人说来是在作为国王之前就已经奠定了的。最安全的赌博软件至于埃利奥加巴洛、马克里诺、尤里亚诺等人,我就不打算议论了,因为他们都是十足可鄙的,所以很快就给消灭了。但是我想就上面的论述总结一下。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君主们要使自己政府的军队特别满意,其困难比往时减少了,因为尽管他们必须对那些军队给以某些照顾,可是如有任何困难很快就获得解决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位君主都没有一支军队象罗马帝国的军队那样,同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一道根深蒂固。如果说,在罗马帝国时代,满足军人比满足人民更有必要,那末现在所有的君主,除了土耳其皇帝和苏丹[20]之外,满足人民倒是比满足军人更有必要,因为现在人民比军人更有力量了。

最安全的赌博软件某些君主为着牢靠地统治国家,就解除了他们的属民的武装;另一些君主将所属的各个城市分裂;又一些君主则树敌反对他们自己;又一些君主则努力把他们开始统治时怀疑过的人们争取过来;又一些君主则兴建堡垒,而有些君主则破坏并摧毁堡垒。虽然,对于这一切事情要做出确定性的判断,除非掌握了某些采取过某种类似决定的国家的具体情况,否则是办不到的,但是我想在这个问题本身所允许的范围内一般地谈一谈。[5]西奇比奥(P.CorneliusScipione,公元前234—183)罗马军队统帅,曾在西班牙战胜汉尼拔。[9]人民法庭(iudiciocivile)建立于1502年10月至11月之间,由平民的法律家组成,与军事法庭相对待,而不是与刑事法庭相对待的民事法庭。

但是让我们看一看亚历山大吧,这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在他受到赞扬的事情当中,有一件事就是:在他统治的十四年中,不曾有一个人未经审判而被他处死。然而,由于他被人们认为懦弱无能,是一个听任自己的母亲支配的人,于是,他为人所轻视,军队谋反了并且把他杀死了。但是,谈到那些依靠本人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幸运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我说最出类拔萃的范例是摩西[1]、居鲁士[2]、罗慕洛、提修斯以及如此之类的人们[3]。虽然关于摩西,因为他只是上帝托付给他的事务的执行者,我们不应该予以讨论,可是仅仅从那些优美的品质使他有资格同上帝谈话这一点说,他就应该受到人们的赞叹。但当我们考察一下居鲁士以及其他获得了或者创建了王国的人们,我们就会觉得他们全都是值得钦佩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他们各自的行迹和作法,我们就会察觉这同摩西的行迹和作法并没有什么出入,虽然摩西有那样伟大的一位老师。当我们研究他们的行迹和生活的时候就会知道:除了获有机会之外,他们并没有依靠什么幸运,机会给他们提供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为最好的那种形式。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精神上的能力(lavirtùdelloanimo)就会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能力,有机会也会白白地放过。[25]1500年11月路易十二世同西班牙国王“天主教徒费尔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ⅡilCattolico,1452—1516)缔结格拉纳达(Granata)条约,商定把那波利夺取过来,法国和西班牙瓜分了那波利,但是后来两个国王分裂,路易十二世战败,法国人于1504年从所占领的那波利部分领土上被赶走。最安全的赌博软件公爵所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削弱奥尔西尼和科隆内这两个家族在罗马的党羽。为此目的,他笼络所有属于他们党羽的贵族们,使他们成为自己的贵族,给予重重的赏赐,并且按照他们的等级地位使他们荣任文官武尉。这样一来,他们原来对那些党派的感情,几个月间在他们心中烟消云散,而完全转过来向着公爵了。其后,当他把科隆内家族的人们解散之余,便等待时机以便消灭奥尔西尼家族。这个机会果然不久就到来了。他很好地利用了它。因为奥尔西尼(虽然为时已晚)终于察觉到:公爵和教廷的势力扩大,就意味着自己的灭亡,于是在佩鲁贾的马焦内村举行了一次会议[6]。结果,在乌尔比诺的叛乱和罗马尼阿的骚动爆发了,它们给公爵带来无限的危险。然而所有这一切危险在法国的帮助下他都克服了。公爵在恢复了他的声威之后,因为不愿由于依赖法国或其他外力而陷入危险之中,他便诉诸诡计。他深深懂得怎样掩饰自己的心意,他不惜献尽殷勤,笼络保罗·奥尔西尼[7],奉送金钱、服饰和骏马,从而通过保罗的斡旋,使奥尔西尼的人同自己和好,而且由于他们的单纯使他们在西尼加利亚落入公爵的掌中。公爵消灭了这些首领并且使他们的党羽变成自己的朋友之后,他据有罗马尼阿全境和乌尔比诺公国,这就给自己的权力打下很好的基础。尤其是他觉得自己已经赢得罗马尼阿人的友谊,并且赢得所有这些人民的支持,因为人们现在已开始尝到他们幸福生活的甜头。

[12]塞蒂米奥·塞韦罗(L.SettimioSevero,146—211),罗马皇帝(193—211)。他们过去所采取的政策,首先是贬低步兵的声势,借以抬高自己的声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领土,而是依靠受雇佣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然而为数区区的步兵是不能够使他们赢得声势的,但是他们又没有能力供养许多步兵;因此,他们改为依靠骑兵,他们使相当数量的骑兵获得供养并且受到尊崇。结果是:在一支两万人的军队中,步兵不及两千人。除此之外,这些将领们还采取各种方法来减轻自己和士兵们的劳苦和危险,在战斗中不进行屠杀而是活捉俘虏,而且不要求赎金即予以释放。他们并不夜袭城市,城市的防军亦不夜袭野营。他们在军营的周围既不树立栏栅,或者挖掘壕沟,在冬季也不出征。所有这些事情是他们的兵法所允许的,并且,正如我已经讲过的,这是他们为着避免疲劳和危险这两者而想出来的办法。这样一来,他们就使意大利陷入奴隶状态和屈辱之中。[8]焦万尼·奥库特(GiovanniAucut,1320—1394)是英国武士约翰·霍克伍德在佛罗伦萨用的名字。此人曾参加英法战争,由英王受勋,后纠集队伍到意大利各国作为雇佣军,成为著名的“白衣连队”,参加多次战役,死于佛罗伦萨。[9]人民法庭(iudiciocivile)建立于1502年10月至11月之间,由平民的法律家组成,与军事法庭相对待,而不是与刑事法庭相对待的民事法庭。

凡是知道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1]是锡耶纳君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大臣的人,无不认定潘多尔福是一位最卓越的人,因为他把此人作为自己的大臣。因为人的头脑有三类: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第一类是最优秀的,第二类也是优秀的,第三类则是无用的。因此,这样说必然是合适的:如果潘多尔福不属于第一类,他就属于第二类,因为任何人尽管自己缺乏创见,但是如果对于他人的言行是好是坏具有鉴别力,他就能够识别他的大臣的作为的善恶;他激励后者,矫正前者;大臣就不敢指望蒙骗他,而保持良善。这里,我想撇开共和国不予讨论,因为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详尽地论述过了[1]。我打算单独地转到君主国这方面来,并且按照前述的顺序,探讨这些君主国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下去。[1]皮斯托亚(Pistoia)在1501—1502年间由于坎切列里(C.Cancellieri)和潘恰蒂基(Panciatichi)两派之争,佛罗伦萨的统治者采取容忍态度,最后酿成流血、掠夺与破坏的悲惨状态。斯巴达国王纳比德[1],抵御了全希腊人和一支罗马常胜军的围攻,保卫了他的国家和自己的地位不受他们侵害;当危难降临他头上的时候,他需要做的不过是使少数人无能为害;但是假使人民已经同他敌对的话,这就不够了。对于我的这条见解,谁都不要拿一句陈腐的谚语:“以人民为基础,譬如筑室于泥沙”来进行反驳。因为如果一位平民把他的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并且深信当自己受敌人或者官吏压迫的时候人民将会解救自己,那末这句谚语是中肯的。在这种情况下,如同罗马的格拉奇[2]和佛罗伦萨的乔治·斯卡利[3]的遭遇一样,他往往发现自己上当了。但是,如果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人是一位君主,而且他能够指挥,是一个勇敢的人,处逆境而不沮丧,不忽视其他的准备,并且以其精神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而且事实将会表明他已经把基础打好了。

[2]此处指公元前斯巴达在战胜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各国历史情况。当时雅典建立了所谓“三十专制者”的政府,这些专制者很快就被特拉西布洛(Trasibulo)在公元前403年搞掉。斯巴达人在公元前382年占领底比斯之后又采取同样方法,但是在公元前379年回到底比斯故国的贝洛皮达斯(Pelopidas)把十名专制者搞掉了。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ordinecivile)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往往处于危险状态。因为这类君主不是由自己亲自指挥就是通过官吏进行指挥的。在后一种场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当官的人们的意志;而后者,特别是在危难时期,不是采取行动反对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篡权夺位。君主在危难中已经来不及行使绝对的权力了,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接受官吏的命令惯了,在这种危急之秋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动荡不安之日,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够信赖的人。这种君主不能够以太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作为根据。因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当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难时期,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而这种经历是极其危险的,它只能经历一遭就再没有机会了。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最安全的赌博软件[12]塞蒂米奥·塞韦罗(L.SettimioSevero,146—211),罗马皇帝(19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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